“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至20%”，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新发布的《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公布了上述数据。

抑郁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走进心理科诊室求助的孩子是什么状态？珠江医院心理科“青少年情绪障碍门诊”负责人赵久波教授向南都记者介绍，青少年的抑郁、双相障碍、焦虑等情绪问题，的确已不是个别现象，这些孩子的情绪问题，也并不是“不开心”“不想上学”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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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诊室外。

不想上学的孩子

来看心理科的孩子有多少？赵久波算了算，自己最近的一个半天门诊接诊了20多个病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如果加上另外几个20出头的大学生，可以说，年轻人占了门诊病人的一半”，这个情况，也基本是平日里的平均状态。

15岁女孩小余（化名）今年9月刚升上高一，但没读几天就要求回家，之后就不愿再去学校。小余爸爸为此带她来看心理门诊。

赵久波记得，这个女孩文静、沉默，医生的提问大部分由父亲代答，但也看得出，孩子的精神状况并没有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更有可能是新学校、新环境带来的适应问题。

和小余爸爸一样，孩子的情绪问题影响到上学，这是大部分家长带孩子来看心理科的最初动因，“抑郁、双相（双相情感障碍，抑郁与躁狂交替出现）、焦虑是青少年中比较多见的情绪障碍，出现这些问题时，孩子不光是心情不好，还会变得思维迟钝，注意力、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体力、精力也不好，影响到学习生活，有的干脆不去学校了，这种情况在门诊里是比较常见的”。

在赵久波看来，小余的问题还不算严重，其实，大部分来到心理科的孩子比她要严重，“我们普通公众的观念还没有达到‘发现轻微的情绪问题就意识到来医院看病’的程度，很多挂号来看门诊的都是比较严重的”。

“不想上学”的背后，这些孩子遭受了多重困境：有孩子感觉抑郁到“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感觉自己“与地球脱节”；睡眠出现问题，早上很早醒、容易被惊醒、睡眠浅，或者躺下睡不着；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觉得自己很没用；精力不足，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什么都不想干；吃东西没有胃口；严重的，会出现头疼、头晕、胸闷、心慌、出汗、发抖等躯体症状……

孩子因“不想上学”被家长发现问题、带来看心理科，但家长们更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归结于适应问题或学习、人际关系等外界压力导致，但却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自己有可能就是孩子的压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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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赵久波。

是父母的错吗？

对于青少年来说，情绪问题的产生与家庭环境、亲子关系的关联度更高，“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常常存在一个有问题的家长，或者有问题的家庭环境”，赵久波说，亲子关系问题导致的孩子情绪问题，占青少年情绪心理问题的一多半。

小林（化名）的情况让赵久波印象深刻。小林20岁左右，已出现抑郁状态，还伴有幻听、手抖等躯体症状，她的情绪问题从初中即出现，她能清楚表述，自己的问题源自幼时父亲的打骂。

赵久波向陪诊的小林妈妈求证，但小林妈妈一开口就讲自己的苦衷，说小林总是说谎，才引得父母不满意，母女俩差点在诊室争执起来。

这种情况，除了下医嘱，赵久波尽力劝解大人和孩子一起调整，他特别希望孩子家长能理解“孩子现在的状态，不是她不努力不上进，而是她生病了，人抑郁了以后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类似的情况，赵久波遇到过很多，“亲子关系的问题关键是，双方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到了青春期，孩子过度夸大了自己作为成人的一面，父母夸大了孩子作为孩子的一面，实际上，家长要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要、心理需要，孩子也都希望爸爸妈妈理解自己，正视不同时代的人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别”。

多年经验，让赵久波对孩子们的“槽点”了如指掌：孩子最讨厌父母拿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跟孩子现在类比，讨厌父母太唠叨；孩子很在意生活中的细节，比如玩手机的时间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比如答应的事为什么不算数，比如为什么你看手机可以，我看手机就不行；父母给孩子报的兴趣班是父母感兴趣的，孩子小时候没能力反抗，上了中学就会用各种办法逃避……

家庭环境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还有一部分孩子，亲子关系不差，外部环境问题不大，但也发生抑郁问题，已有研究发现与遗传因素有关。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论是家庭因素还是遗传因素，还是外部环境压力，情绪问题的产生通常都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赵久波强调，切忌把原因单一化、简单化，有时候，是此前积累了太多不利因素，而某个诱因的产生导致孩子“最后一根弦”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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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患者在睡眠心理科接受治疗。南都记者 方光明摄

内心困境并非不可逾越

崩掉的弦其实可以慢慢修好。

赵久波有个“老病号”，是个初中男孩，在激动时难以控制情绪，此前有把别人一拳打倒在地的经历，但通过系统的药物、心理治疗、规律复诊，孩子已经能够做到在感觉情绪要失控时，先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之后再发泄情绪。

这个孩子在诊室的表现非常懂事，和妈妈的沟通也顺畅，孩子妈妈对治疗也非常配合，孩子的好转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目前他事后发泄情绪的办法仍有点危险，就是拿拳砸墙，之后会指导他慢慢寻找一些不会伤害自己的疏解情绪的办法”。

“到了初高中阶段，青少年的独立意识是很强的，我们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去面对内心困境和现实中的困难，这是很核心的一点”，赵久波说，同时，家长也需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孩子的学业、未来都是需要自己承担的，家长最核心的帮助是让孩子感觉有陪伴、有理解、有支持，内心有力量，是孩子有困难时的“兜底”力量。

赵久波曾遇到一个中学生，是成绩特别好的名校尖子生，但特别追求完美，给自己很大压力，出现了情绪问题，他的老师发现了端倪，提醒他来看心理门诊。

经过治疗调整后，孩子的情绪稳定了，状态好转了，但一直不愿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他的想法比较极端，因为休学一段时间，他可能无法一下子在学业上重回巅峰，达不到完美状态，他就干脆逃避，不回去”。

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接纳现实，无法清晰评估自身的身心状态，也就谈不上之后的康复和回归。实际上，在心境障碍问题解决之后，孩子能否顺利回归生活正轨，还需要在价值观、适应能力、性格、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疏导和重塑。

有的时候，无法接受现实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赵久波遇到过一个读初中的男孩，为治疗双相障碍已经休学很久，但此前治疗不规范、不系统。不过，家长关心的不是怎样改进治疗，而是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学校上学，一味地希望他积极适应学校，还要给他辅导功课。

实际上，对于这个双相患者来说，待在课堂上是一种煎熬，长久的情绪问题消磨了他的思维能力、体力、精力，让他不再具备课堂学习的能力，“其实，家长心里不愿意接受他的孩子已经抑郁了、双相了，而宁可相信是孩子上学不够努力，在学校不适应，或者学习压力太大”。

不接受、不直面问题的后果，有时候是严重的，孩子会以自伤、自残的形式发泄情绪和压力，用肉体的痛苦来缓解内心的痛苦，甚至有更严重的想法和行为。在心理科诊室，胳膊、腿上布满划痕的病人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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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资料图。

医生眼中的孩子：可爱又无助

有情绪问题的孩子，表面不一定有明显的异常。有的孩子状态低迷、不愿说话，也有的孩子坐姿松弛，有问必答，表达清晰，讲话时会习惯性地笑。

在赵久波的眼里，这些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孩子气的单纯、可爱，同时，有了情绪问题之后，他们也是非常无助的，“情绪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单靠跑步、打球、听音乐这些办法来自我调节，是搞不定的，而孩子的社会关系简单，生活中一般只有父母、老师、同学，如果在父母那里得不到支持，同学、老师关系不好，那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非常无助”。

有些孩子的处境，让赵久波觉得，如果换作自己，也会非常难：父母分开，或者父母不在身边、不怎么管他，带他的老人只有精力管个温饱，孩子身边没有特别亲近的人可以依靠，“他的世界是非常孤单的，如果生活中还有人欺负他，有人瞧不上他，他自己性格也比较内敛、没什么朋友，情绪问题又导致他精力体力差、脑子不好使，这种情况换作是我，我也会觉得特别痛苦、无助”，而这种处境的孩子，即使医生、老师调动起社会资源来帮助他，往往也难以摆脱这种无力感。

不过，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现在的孩子也越来越有办法，能够来到医院心理科求助，就是他们找到的自救办法。

未成年人看诊一般都会有家长陪着，赵久波也遇到过一个人来看诊的初中生，他趁孩子做心理量表的时候联系了孩子妈妈过来，发现，孩子和父母关系不好，父母觉得孩子还很正常，只是不够坚强和努力，但孩子觉得自己状况很不好了，就自己来看医生，之后的诊断发现，孩子的确已经是抑郁状态，开始了系统的治疗。

有数据显示，抑郁症患者中，得到规范治疗的只占总人数的10%左右，而治疗的第一步是对情绪问题的正视和接受，赵久波发现，在这方面，很多孩子的观念比父母更开放、更科学，但这不代表后续的治疗是容易的。

社会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标签化”歧视、国人对长期药物治疗的心理抵触，甚至总是要靠“抢”的心理科号源、有限的看诊时间，都是后续治疗的阻力，“即使通过药物、心理治疗解决了医学可以解决的那一部分，青少年健康成长所必需的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并不是医生能够提供的”。

政策已经在行动。2021年10月，教育部在对《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的答复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务相关的文件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些“不开心”、“不想上学”的孩子，有望更早地被发现、被帮助。

采写：南都记者李文 通讯员伍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