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作为一项古老的犯罪类型，因互联网的迅猛发展，逐渐长成一个庞大的不可控制的怪物。

过去十年间，新型网络犯罪发案量不断攀升，据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一些大中城市，电信网络诈骗案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甚至达到50%，仅2020年，公众的财产损失即达353.7亿元。

长期以来，中国警方持续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类新型犯罪正迎来新的拐点。据官方数据披露，自去年6月至今，该类案件立案数已连续14个月实现同比下降，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9月初，首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专门立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出台，这也意味着过去多年的治理经验上升为法律，寄望织牢制度之网规制诈骗。

过去多年间，电信网络诈骗历经数次阶段性变化，警方不断拆解诈骗招数，揭露侦破案件，警示公众这项犯罪的危害，我们想要了解，从最初接触这类新型犯罪到如今遏制高发态势，警方究竟如何应对？身处系统内的人经历了什么，为之付出了什么，最终才能迎来如今的局面？这个庞大的组织和运作机制，又在如何保护着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淮北市相山区三堤口街道庆相桥社区，民警给居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常识。 新华社发

狡猾的犯罪：

徐玉玉案揭开电信网络诈骗冰山一角

在谈论这类犯罪时，几乎所有的受访民警都会将其推回至一个时间节点：2016年。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引起全国轰动的案件：徐玉玉案。

2016年8月21日，收到南京邮电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踏入大学的徐玉玉，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有一笔2600元的助学金要发放给她，在这通陌生电话之前，徐玉玉曾接到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因而她并未怀疑这通电话的真伪，按照对方的要求，徐玉玉将准备交学费的9900元打入了对方提供的账号。发现到自己陷入骗局后，当天在派出所报案回家的路上，徐玉玉突发晕厥，心脏骤停，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据当年山东临沂警方出示的死亡原因报告分析，徐玉玉系遭遇诈骗后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发生心源性休克继而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一起电话诈骗导致18岁年轻的生命逝去，徐玉玉案在当时引发舆论轰动，中央高层高度重视，这起案件的侦办至起诉，直接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

案件的轮廓是一点点厘清的，警方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一条涵盖贩卖个人信息伪装身份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据警方的起诉意见书认定，陈文辉等7人，在江西、广西、海南、山东等多地建立诈骗窝点，购买手机、手机卡、无线上网卡等作案工具，以发放助学金、购房补贴等名义拨打电话实施诈骗，最终7名犯罪嫌疑人获刑，其中主犯陈文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徐玉玉一案，揭开了当时电信网络诈骗的一角。这种源自于台湾并逐渐向大陆转移扩散的犯罪，让全国震动。在徐玉玉案发生不久之前，2015年6月，国务院刚批准建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专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联席会议机制，指的是以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方式，讨论新问题新方法新经验，这一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多达25个，不仅包括公检法等部门，也包括金融、通信等单位。

2015年10月9日，联席会议召开首次会议，明确部署专项打击治理行动，要求银行业、电信运营商等承担起共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任务，它们不仅要清理涉诈电话号码，研究如何在群众被诈骗转账时紧急拦截资金，也包括与公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的办案机制。

徐玉玉案发生的那一年，是专项打击治理行动开展的第一年，李金鑫是当时国内较早接触电信网络诈骗的刑警，彼时，大量如李金鑫一样的年轻刑警从基层派出所抽调至各县市公安局，成立专班研究如何应对这样的新型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带来的挑战是空前的，诈骗这种最为古老的犯罪类型，因电信行业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长成一个庞大的不可控制的怪物，跨越时空、身份虚拟，大量匿名的通讯号码、资金构成复杂的银行流水构成了一个数据迷宫，即使是练就鹰眼的刑警也很难一眼发现犯罪者究竟在哪里露出了马脚，这让以往遵循传统刑侦思维的老一代刑警不再拥有办案优势，具备丰富的金融和互联网知识，熟练掌握大数据分析软件此时成为必备技能。

在此之前，李金鑫从未接触过这类犯罪，公安局为此请来参加过公安部培训的有经验的警察和老师前来授课，银行职员、电信运营商人员也成了局里交流的常客，他们需要一起研究如何应对这类来势汹汹的犯罪。

边学边打，李金鑫将自己比作“开荒者”，所有的经验是一个案件一个案件摸索出来的。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2016年后，国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量显著上升，诈骗窝点聚集在福建、广西等多个重点地区，被害人涉及全国各地，一年365天，李金鑫几乎300天都在外出差办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往往速度极快，犯罪方式变化万千，用李金鑫的话说，这是一场高度对抗的攻防战，刑警不得不和诈骗分子抢夺时间。当时，整治重点地区是警方的重要任务，李金鑫曾去广西抓过诈骗犯，对方藏在山里，为躲避侦查，警察还未找上门，作案工具电脑就被毁弃。证据不足难以诉讼是李金鑫常遇到的难题之一，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还有一个特点，涉及大量易丢失甚至可能被覆盖的电子证据，因此侦办案件往往有一个铁一般的定律，李金鑫称之为“黄金三十天”：时间越早，证据的获取和留存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时，各个银行、互联网企业的取证程序不一，甚至很难支持警方办案，有一年，他查到一个洗钱团伙，取证需要一家互联网企业配合，企业害怕被牵连以数据涉及公司机密为由拒绝，这让警方的侦查打击陷入瓶颈。

2016年10月27日，在“中国手机反骚扰反诈骗2016年峰会”上，当时的深圳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负责人顾育辉曾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案破案率低，关键在于案件的侦查、取证、抓捕等环节面临困境。

在河北省新河县白神首乡白神首村，民警给村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常识。 新华社发

猫鼠游戏：

六成犯罪集团转移境外

为解决警方办案的难题，在联席会议的部署之下，各个行业之间开始逐步建立共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机制。

李金鑫介绍，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银行业、运营商、互联网企业陆续专门设立安全部门，甚至派驻专员到公安局反诈中心，协助警方调查电信网络诈骗。

为期三年专项打击行动的力度无疑是空前的，2018年11月，联席会议披露了行动成效：自2015年11月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1.5万起，数据显示，2017年破案数首次突破10万起，几乎比前一年增加了六成。

面对警方的严厉打击，这场猫鼠游戏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原本，这是一种以QQ聊天、电话诈骗为主的电信诈骗，而到了2018年，依赖微信、各类APP工具，以兼职刷单、贷款诈骗、购物退款等为由的诈骗逐渐成为主流，非法交易手机卡、信用卡、即时通讯工具、个人信息等黑灰产业链悄然壮大。

来自四川的刑警杨桢举了一个例子，早些年在黑市，一个人仅花300元就能买到一套包含银行卡、电话卡、U盾，俗称电信网络诈骗“三件套”的作案工具，这让诈骗几乎没有门槛，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

电信网络诈骗遍地开花，其严峻形势可以在一份报告中找到答案。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网络犯罪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8年这一年，网络犯罪案件量显著增加同比升幅50.91%，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案件为网络诈骗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发案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的犯罪。

伴随着犯罪高发态势而来的，还有诈骗分子为躲避侦查大量转移至境外所带来的打击难题，诈骗团伙从国内各地招募诈骗人员，在高薪利诱之下，不少年轻人尝试偷渡境外从事诈骗，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反诈中心主任虎鹏曾告诉南都记者，赴境外诈骗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边境城市甚至设有专门的交通站，雇佣人员负责接送。2021年，公安部曾披露，电信网络诈骗境外窝点作案已达6成以上，而境外打击往往依赖国际合作，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更为应对此类犯罪带来新的挑战。

也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公安部刑侦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宣布调整打击策略，过去两年，警方将打击重点对准涉诈黑灰产业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和“断流”行动。杨桢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电信网络诈骗是一辆车，那么诈骗需要用到的通讯工具、银行卡、各类诈骗人员就相当于汽油，“断卡”就是要治理涉诈电话卡、银行卡，意在消灭诈骗所依赖的通讯工具和洗钱工具，而“断流”，为的则是切断境外诈骗集团从境内招募人员的犯罪链条，劝返境外诈骗人员归国。

文兴国（化名）曾在青海警方开展的一次“断流”行动中成为提供线索的关键人物，2020年，他被诈骗团伙以高薪引诱偷渡出国，但在等级森严管理严格的诈骗集团内面临业绩不达标挨打挨骂被关水牢的残酷境遇，在警方的策划之下，他成了潜伏的卧底，最终帮助警方在境外人员归国时将诈骗集团成员抓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公安分局高新园区派出所民警在中节能（湖州）环保产业园内设立的防诈驿站为群众宣教防诈骗知识。 新华社发

反诈系统的AB面：

警方与诈骗犯抢夺潜在受害人

“现在的骗子花样翻新，公安机关天天看案件，天天研究，如果两周不研究，就感觉骗子比公安机关又先进了。”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在去年新闻发布会上曾如此表述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困难。

尽管从数据上而言，过去持续性的打击策略是有效的，近年警方侦破的案件以数十万计，仅2020年，这一数据就达32.2万起，去年更直接达到44.1万余起，大量的人员被劝返归国，不计其数的非法银行卡、手机卡被摧毁，但不可避免的诈骗依然在各地发生。

山西刑警安无恙如今最快的一次的破案记录仅仅用时一周，对于警察而言，已经近乎是极限，但对于侦办诈骗案来说，它却远不能止步于此，破案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财产安全挽回经济损失，但在大多数诈骗案中，难以挽损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悖论。

据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共紧急止付群众被骗款3191亿元，正在打款的150万名受害群众免于被骗。“即使报案及时，止付也不能确保成功，及时劝阻受害群众不要打款更加有效。” 安无恙说。“多破案不如不发案，多追赃不如不受骗”，这是过去多年打击侦查经验所带来的共识，受限于打击的局限性，近年来预防犯罪被置于更关键的位置。

国家反诈中心的成立，是系统内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一次崭新尝试，过去几年间，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逐步构建，各地成立反诈中心，专业队伍逐渐成型，如果说基层民警是这个庞大机制的“毛细血管”，那么国家反诈中心就近乎于这个机制的“大脑”，负责驱动系统高速运转。大脑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研判预警，即抢先一步，精准找到潜在受害对象，将他们从诈骗犯手中“抢”回来。

安无恙平日都会接收来自国家反诈中心直接下发的预警线索，前段时间，他接到信息，一名潜在受害人正在遭遇投资理财的骗局，安无恙拨通对方的电话，极力劝说对方提出了诈骗APP里的1000元本金，因骗子承诺的回报还挣了100元。他劝电话那头的人及时收手不要再投资了，对方满口感谢，挂了电话，安无恙仍不太放心，联系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看看，结果等民警赶到，对方正和诈骗分子聊得火热，刚提取的收益让他尝到了甜头，正准备再投30万元进去。

这两年，安无恙遇到过无数类似的骗局，有时候，警察上门晚了，钱也转走了；还有很多次，对方答应不转账，最后还是选择相信骗子。有一次，受害人接到冒充警察的诈骗电话，等安无恙打去电话劝解，对方反而在电话中斥责到底谁才是真警察。最糟糕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无人接听，安无恙一遍遍打，对方把他当作骚扰电话挂断。

尽管劝阻失败，常让安无恙觉得失落，但事实证明，在应对这类新型犯罪时，正是如安无恙这样发出预警实施拦截的民警，构成了这套反诈系统的B面。

去年3月，国家反诈中心APP正式上线，这个智慧大脑有了更直接触达公众的触手，它能直接预警拦截诈骗电话，收集来自公众提供的诈骗线索，既为侦查打击提供研判依据，也让系统性预防犯罪成为可能。

据官方数据披露，今年1到8月，国家反诈中心直接推送预警指令1.2亿条，成功避免9218.9万名群众受骗，拦截诈骗电话9.2亿次、短信13.1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211.3万个，紧急拦截止付涉案账户572.4万个，金额2447亿元。

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区公安分局红旗派出所民警在西五里村社区发放防诈骗知识宣传材料。 新华社发

蝴蝶效应背后：

“花式”反诈能发挥作用吗？

尽管对于很多人而言，劝阻转账、预警拦截诈骗电话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如何真正在人们心里筑起防火墙，才是更为重要的。

这两年，几乎每年暑假之前，反诈民警赵建华都会去小学给孩子们上课，专门讲解如何识别骗术。有一次放完PPT，有个孩子主动站了起来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孩子平时喜欢打游戏，经常能看到兑换游戏币和游戏皮肤的广告，偶然一天，他在家里的菜篮里看到一本漫画版的反诈宣传手册，里面就有涉及网络游戏的骗局。孩子记住了，回到学校专门问了老师，老师告诉他，玩游戏看到的那些广告链接是不能点击的，这个故事引起了班里小朋友们很大的反应，好几个男孩子大声说以后再也不点链接了，它很危险。这是一件极小的事，却在赵建华心里如小石头投湖一样泛起了涟漪。

这几年，和赵建华一样，民警几乎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花式反诈”，发宣传单、播广告、拍短视频、直播连麦、拍微电影、二创洗脑神曲……疫情期间，甚至学生的网课课堂里也插播着反诈口播和小剧场，不少反诈民警因此受到关注甚至成了网络上的大V，但很多时候，这样的反诈宣传被人质疑是无效的，持续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也让赵建华觉得，“反诈民警做了很多努力，每天都在说反诈，但大家可能并不在意你在说什么，一百句可能只有一句有用。”她觉得公众过去始终有一种偏见，认为侦办案件才是民警的主业，很多人并不理解反诈宣传的意义，长期以来，民警在楼道、社区里发宣传册，不断在电视、社交平台上讲反诈，似乎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太明显，但课堂上孩子的反应，让她觉得长期以来的努力有了一种回应。

“蝴蝶效应”，在谈起这件事时，赵建华总会想起这个词，因为这样一本小册子，在孩子心里筑起了防线，就像蝴蝶煽动翅膀引起一场飓风，“虽然不知道它在何时发生，但是作用真实显现了。”这些年，参与反诈宣传，她感受到更明显的变化，或许来自于家人更直接的反馈，有一段时间，赵建华要推广国家反诈中心APP，妈妈揽下了任务，推荐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下载，一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社区民警要完成的KPI。

和一些人觉得反诈又无聊又没有意义不同，妈妈和广场舞团的舞伴们，是发自内心认可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因为赵建华工作的缘故，妈妈常常主动当反诈宣传员，只要赵建华把宣传反诈的内容发到群里，妈妈就会立刻把内容转发给一起跳广场舞的姐妹。妈妈和她朋友们的支持，也让她感受到舆论氛围出现的一些变化，人们似乎更理解她的工作，也对这类犯罪的警觉性更强了。

这段时间，赵建华所在的公安局组织了一支由民警自发组成的文艺队，他们去广场、养老院、学校、乡村讲如何预防诈骗，东北人喜欢二人转、小品，他们也学着演，她不知道这些方式，最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就像一颗种子播下去，也许等待开花的时间很长，赵建华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能开花，但那个孩子，妈妈以及广场舞阿姨们的反应，给了她希望。

乘警在列车上向旅客宣教防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新华社发

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

专门立法如何弥补治理漏洞？

变化总是一点点显现的，包括赵建华在内，很多民警在工作中逐渐感知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的态势得到初步遏制。一个关键的数据出现在去年8月，那时起，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实现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这被外界视为是多年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出现新拐点的开始。

赵建华初次听到这个消息时，用了“惊天的改变”来形容这样的变化，尽管长期以来各类数据都在显现警方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成效，但这是第一次从发案量的数据上明显显示，犯罪的趋势在下降。

对于赵建华在内的很多民警而言，这意味着：“努力没有白费，看到了曙光。”在这之后，是长达14个月发案量的同比下降，公安部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持续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与很多应对社会问题的路径一致，接下来要解决的事，是如何总结过去的治理经验，弥补制度漏洞，把它上升至法律，转化为各部门、各行业以及个人的法定义务。

此前，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条文见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之中，为解决现实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近年“两高一部”两次出台指导意见，聚焦境外诈骗入罪难、非法交易电话卡、银行卡“两卡”等如何定罪等问题作出补充性规定，这些法律文件，也为成就一部专门性立法打下基础。

李金鑫曾见证过《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起草过程，他回忆，在立法的过程中，全国人大曾邀请多位一线法制专家、反诈专家会商座谈，并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多次进行立法研讨。

去年10月19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审议，草案历经专家修改，征求社会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新闻发言人杨合庆在今年8月底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草案二审稿共计有12390位公众提出28406条意见，大量的建议提出要提高对诈骗犯罪的惩戒力度，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和能力，加大追赃挽损力度。

与此前有关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侧重惩戒的法律条文不同，这样的一部立法，不仅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所涉及的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等各个环节，弥补制度漏洞，明确各方法律责任，它也更强调预防犯罪。杨合庆称，这是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

在李金鑫看来，专门立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此前所探索尝试的制度设计予以明确，有了上位法基础，也可为接下来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提供更多空间，涉及的多行业、多部门都能根据法律出台细则，进一步弥补治理监管漏洞。

两年前，杨桢刚被抽调进专业反诈队伍，从最初接触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时的陌生和茫然，到如今见证一部专门立法出台，他真实感受到这样一个庞大的反诈系统如何逐步构建，治理体系如何逐渐完善。谈及诈骗案，他时常会想起90年代初火车站充斥的黄牛党和扒手党，杨桢总觉得，就像治理火车站乱象一样，电信网络诈骗也将因为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健全逐渐萎缩甚至消失，“电信网络诈骗跑的太快了，一开始超出了社会治理能力，留下监管漏洞，但当大家都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犯罪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的时候，随着制度体系的完善，它终有历史终结的一天。”

采写：南都记者 蒋小天 发自北京